蒋介石不敢动周恩来的原因，从不是简单的不敢。而是算清了动不起的账，动他，就是往自己的根基上砍。
重庆城里有些门，看着只是普通宅门，推开后却牵着好几条线。
曾家岩五十号就是这样一处地方。国民党特务盯着进出的人，报馆的人也知道那里，民主人士去过，外国记者也来过。周恩来在楼里会客、写信、等消息，外面的人若想动他，并不需要找不到路。
难处在于，门一旦被砸开，外头立刻会知道是谁砸的。
蒋介石习惯把人分门别类处理。地方军阀可以用兵压，党内反对派可以软禁，报纸可以查禁，学生游行可以驱散。周恩来不好归进这些格子。
黄埔军校创办后，蒋介石当校长，周恩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任政治部主任。
那批学生后来进了各支军队，有人跟着蒋介石走，有人去了共产党，也有人在两边夹缝里求官求命。
周恩来这个名字留在黄埔旧账里，蒋介石若把他当成普通案犯处置，黄埔那些老面孔嘴上不说，心里会掂量。
更棘手的是抗战这层壳。
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，周恩来在一九三八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。这个职务不算实权肥缺，却是摆在台面上的合作符号。
蒋介石要对外讲团结抗日，要对内安抚各党各派，就得让这个符号继续站着。
重庆雾重，街上常有警察盘查，周公馆门前也不会清静。可只要门牌还挂着，国民党就得顾忌体面，不能随手把它撕下来，也不能装作没人看见这块招牌。
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，周恩来负责联络、安排会面和处理往来文件。
这个角色很小心，许多话不能公开说，许多门又必须亲自去敲。蒋介石看见的不是一个孤立来客，而是一整套中共对外露面的方式。
一九三六年的西安，更像一根刺。
张学良、杨虎城扣住蒋介石，南京有人主张军事解决，局面随时会炸。周恩来到西安，同各方接触，参与和平解决。
蒋介石回去以后没有放过张学良，可他不能装作周恩来没有出现在那场事变里。
抗战口号喊出去以后，若反手对周恩来开刀，旁人会把西安旧事翻出来看。蒋介石最在意威望，威望这东西有时不怕骂，怕的是说不圆。这种旧事平时像压在抽屉里的纸，真到动刀时，纸边就会露出来。
周恩来在国民党控制区的办法，也不是硬碰硬。
他常把话说到能公开传播的地方。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遭受重创，国民党宣布取消番号。周恩来没有拉长文章骂人，只在《新华日报》写下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；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”。
十六个字不吵，却把事情从军事命令拉到全国读者眼前。蒋介石可以压报，可以审稿，可以让人闭嘴，可那几句话已经像纸片一样散出去，捡不回来了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务盯得紧，却不等于能随便动手。盯梢是暗处的事，抓人是明处的事。暗处可以不认账，明处要给说法。周恩来见过许多民主人士，也接触过文化界和外国记者。别人未必都支持共产党，可他们会关心一件事：国民党是否还承认谈判和合作。
蒋介石一旦把周恩来变成囚犯，许多原本观望的人会被推到另一边。
一九四四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人多次同他们谈话。
美国人看中国，已不只看南京一处。抗战结束前后，国民政府还需要外援，需要调处，需要把自己摆成合法政府的样子。周恩来恰好在这个缝里活动。
他到重庆谈判，又到南京梅园新村主持中共代表团事务，写文件、见客人、同国民党代表周旋。
蒋介石讨厌这种存在，却还要利用谈判形式证明自己没有把路堵死。
南京梅园新村那段日子更能看出这笔账。
周恩来住在国民政府眼前，安全并不稳。门外有人守，电话不保险，来客名单会被记下，代表团一举一动都被放大。可对蒋介石来说，限制可以做，公开清除却危险。
限制是把绳子收紧，清除是把绳子扯断。扯断以后，南京很难再说自己愿意和平。
周恩来真正让蒋介石难办的，不是手里有多少枪。
恰恰相反，他在重庆和南京没有军队护门，靠的是身份、旧关系、舆论场和谈判桌织成的窄路。蒋介石能派人堵路口，能让报纸少印几行字，能把会谈拖到深夜，却不能不算动手后的后果。杀一人容易，堵住后面的追问难。
到内战全面打起来，双方已经没有多少回旋。
周恩来离开南京，许多门陆续关上。曾家岩的桌椅、梅园新村的院墙、报纸上被删改过的字，留在原处。
蒋介石没有在那些地方把周恩来拿下，并非心软，也不是敬重压过敌意。
他看见的是另一张账单：黄埔旧账、抗战名义、西安旧事、国内舆论、国际视线，一项一项压在桌上。
手伸过去，碰到的就不只是一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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